中国宪法必须明确规定税收法治的基本原则，并合理安排保障公民税收基本权益的制度。
[27]也没有意识到，即便是他自己，某种程度上仍旧属于西方强势文明压迫下的社会知识结构的下层，这种知识结构中的角色注定了他同时隔离在西方以及留洋者和下层民众之间，上下无所藉。然该文过多计量训政与辅政在道德上的权重，较少关注训政中训字的功能意义。
拉兹的权威理论，就权威所表达的仅仅是行动的理由来说，涉及的只是一种无主体的权威，因而属于一种本体而非历史存在的建构。[5]然而，无论摄政、训政抑或监护政治，所表达的都是一种功能，一种专为解决政权与政权主体间因突发事件而引发冲突的应急方案，而非每朝每代逢此例外状态如临大敌般的僭越行为。[20]因此，且不论此上层结构是否设计精良，专注于此结构而想达致训政之目的，无疑是缘木求鱼。可是，谁是人民或者人民意志何在尚且聚讼纷纭，一旦其取代君主成为统治权的主体，难免会引发新的主权与主权主体之间的紧张。据此，每个人民都需要两种意义上的主体，一种是寻找与建构其统一意志的认知主体。
一方面，极少数负笈西洋东洋者成为社会思潮的先锋，虽尚无力深入到西方思想内核，操持的却已是原有共同体无法理解的西式价值和话语，无论是留学英美的国民党内高参，还是从苏联回来的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概莫能外。然而，起义背后却又有着与现代革命类似的精神结构。在基督教世界，上帝对于人的拯救，完全是个体性的，即每个人都直接与上帝之手相联，在上帝面前，人与人是平等的，人格平等是基督教的基本原则，即便是教会也不能摧毁这个平等。
〔35〕第二层，公共政治层面上的政教分离之所以能够成为可能，在于它是有限度的分离。这种分离显然意味着国家不能把基督教或其他任何一种宗教视为一种国家宗教，并赋予其国教之地位，宗教变成公民社会的一种自生组织，属于社会的自主自治领域，任何宗教不得染指国家权力，并以此获得国家的财政支持，利用国家权力推动教会的宣教、传教等活动。〔30〕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关键在于个体之人单凭自己本身似乎不可能在信仰上达到真正自由地信奉上帝的程度，也就是说，个人在信仰领域不能从自我欲望的枷锁中走出来，走向上帝。既然赤裸裸的人神之公民宗教是行不通的，那么除了基督教的神学背景，是否现代政治就不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新型的超验价值或宗教之形态呢？ 是否现代宪法除了人权宣言之外，就不可能寄托于一个不同于基督教的新型价值，从而克服宪法制度中的个人权利之强势呢？ 这对于我们中国之现代政治和现代宪法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当然，祭司阶级也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纷纷采取各种方式予以反扑，于是在古典社会千余年的历史中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宗教与政治争斗的悲剧，其最终的结果以政治统治者的胜利而告结束，历史由此走出巫师时代，进入政制时代。由于祭祀把世俗社会与祖先和神灵庇佑联系在一起，谁拥有祭祀的权力，谁就握有宣告统治合法性权力。
先是赋予某种机制以统治权，而后是规范权力。仪式以及推而广之的礼仪制度，不过是其外在的形式，就像后来的成文宪法之文字也只是其形式一样，关键在于它的实质。我们看到，中国古代思想中有关公天下还是私天下（家天下）之论争，古典希腊罗马的共和国之界定都与此密切相关。于是，新教只得又重新建立一种神权政治，强迫那些自由的个人信奉上帝，视信仰上帝为业，否则予以严惩，例如加尔文的宗教裁判所，其严酷程度不让于天主教的神权政治。
在此只讨论一下第一修正案第一款所具有的宪法哲学意义。但是，需要指出的，新教改革，特别是其倡导的个人心灵的信仰自主性，为这个现代政治和现代社会之发生与扩展开辟了一条通衢大道。这个政教分离的制度确立，在欧洲各国并非一帆风顺，我们知道，围绕着国教问题，在早期现代的欧美世界，均出现了一系列社会动荡、国家战争等，但最终仍然确立了这个制度。因为他们认为，所谓的现代宪制所确立的政教分离之宪法原则，是一种表面的伪装，在此背后依然是基督教建国，基督教政治神学依然是现代宪法的精神原动力。
首先，人是一种动物，不但需要衣食住行，即物质性生活保障，而且人还有自然欲望（七情六欲），这些都决定了人不是天使，而是人，是一种生命有限度的生物。但是，笔者在此要说的是另外一, 个方面，即一个摆脱了基督教会约束的个人，其心灵的信仰究竟能否依靠新教的因信称义就获得真正的安顿呢？这个问题才是我们考察现代宪法与宗教信仰之关系的根本性问题。
这个所谓的枷锁其实是内在于人的群或社会（政治）性之中的，在漫长的中世纪，与个人心灵对峙的社会政治属性，又演化为对立的两部分，即神权政治和世俗政治，它们各成体系，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关联。儒家教化之宗旨就在于人文化成，克服人的物质主义倾向，养成具有公共精神的君子，参与共同体之公共生活。
宗教与政治的分离，甚至相互矛盾与冲突，是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以来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所谓现代性的一个突出标志。此时的社会是基督教政教合一的宪制与教权和王权斗争的结合，个人的自由与平等被遮蔽。其次，我们再来看世俗领域。在此所说的分离只是在一种公共政治的层面上，在一种宪法所调整的国家治理的制度框架内的分离，所以这种分离是一种有限的分离，一种消极性的分离，一种通过分离而把人类社会的巨大的矛盾和冲突限定在一个范围内加以消减和弥合的政治策略。当然，随着领土的扩张、人口的增多、文明的声威、礼仪的敦化、贸易的发展，等等，赤裸裸的敌友论显然不合时宜了，于是万民法、解放令、商人法之类的法制建立起来，宗教国家也由此增添了很多世俗的内容，所谓现世浮华冲击着宗教国家的纯粹性和纯洁性，于是腐化堕落也就出现了。每一个基督徒并不需要教会担任中介，尤其是教会权力作为中介，直接就可以因信称义，获得救赎。
古典社会的一切政治权力，从军事权、统治权、治理权、司法权到执行机构，上至君主下到官吏，还有相关的一系列制度设置，都因祭祀之加冕而具有了权能、合法性乃至神圣性。正是儒家与佛教、民间信仰共同发挥教化功能，才让传统中国社会维持了基本社会秩序。
这个时期的宗教神学与宪法是无关的，人的本质既然在追随耶稣、诉求彼岸拯救，那么人世间的一切，家族血亲、国家公祭、政治赋权、世俗财富以及公民美德，总之，传统古典社会所维系的一切（国家社稷）全都不过是虚无，是云烟，是欺骗，只有惟一的上帝能拯救我们每一个人。政治国家只是个人生活的一种必要保障，一种不得不存在的恶，或者说，一种有限契约的产物。
这个高级法背景是什么呢？ 就西方的精神谱系来说，显然就是基督教精神传统。但这个内含的悖论并没有得到彻底克服，随着国家社稷的腐化与倒坍，个体的心灵觉醒了，或者说，正是因为个体心灵的觉醒，致使这个国家社稷最终倒坍了，个人感受到国家社稷的压迫与桎梏，由此又重新回到原初的起点，即直接的个体性的心灵安顿： 一个人、孤零零的我为什么活着？ 我的归宿究竟在哪里？ 这是每个人的本己性的根本问题。
上述所言只是新教改革的一个方面，伴随着新教改革，欧洲历史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紧随其后，在欧洲各国相继发生了启蒙运动，在启蒙思想观念的冲击下，欧洲的旧制度被摧毁，天主教会也被一扫而倒。但是，上述两种铁盖在早期现代那里，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工业革命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发育，逐渐开始被掀开了。在中世纪情况有所变化，由于业已出现了个人意识的觉醒，个人无论是在宗教信仰还是在封建国家那里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教会法和封建法并不能完全排斥个人的人格和权利，但这个个人性毕竟仍然被限制在一个政教合一的基督教神权政治的框架和神权与王权二元对峙的世俗框架之内。还可以是一种组织体制，如贵族元老院、人民大会或两院议会，通过宪法赋予他或他们以统治的权力，这样政治权力就具有了合法性乃至正当性。
政治宪法学 本文有关宗教与宪法的论述不同于通行的宪法解释学或规范宪法学，重点不在于讨论中外各国宪法中涉及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问题，而是基于政治宪法学的考察，即从宪制发生学的视角，探讨心灵、宗教与宪法的关系，进而考察现代宪制的构建与宗教的发生学关系，以及现代宪法为什么要处理宗教信仰问题，并把宗教信仰自由视为现代宪制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现代政治的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个人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个人要自我拯救，自我安顿，自我来实现心灵的治理，这如何可能呢？我们看到，至少在精神领域，在信仰世界，每个人面对现代宪法所提供的基于个人信仰自由的权利原则，并不完全接受，即人们感到这个宪法太奢侈了，或者说太自信了，把个人的自由权利抬得太高了，以至于个人难以承受。
但是，宪法又并没有完全堵塞和断绝人神之间的沟通，致使人可能的堕落本性无法救药，导致彻底的虚无主义，记住，现代宪法还留下了一条缝隙，穿过它，你就可以获得拯救。〔18〕（三）从教父神学到经院哲学的基督教与宪法伴随着古典的宗教国家之衰落的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一点似乎中西方皆然。
对此，笔者认为是可能的。基于上述现代国家理论，个人的群之生活，并不全部属于或归结于国家，国家只是群的生活的一种组织方式，甚至是一种必要的恶的政治组织体制，在国家之外，才是每个人的真正生机盎然的群之生活，它们总称为公共生活。
与这个社会相互配套的，则是一个公民社会或基于公民参与甚至构建的政治社会，也就是说，每一个现代人，除了作为经济人，从事市场经济，他还是一个政治人，即现代公民，他有参与公共活动的权利与义务，有参政议政的责任，有参与组建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权利和义务。例如，古代希腊罗马的文明和东方中国的华夏文明，他们各自塑造了自己的处理物质文化生产和心灵安顿的规则秩序，即宪制和礼制，从而成就了两种伟大的古典文明。考察从古典社会到中世纪的政制史，我们会发现一个颇有意思的情况，在古典的政治与宗教信仰一体化制度（社稷国家）中，基督信仰本来被视为一种个人意识的解放和觉醒，由此瓦解了古典社会的政制，带来了独立、平等、自由的人格，即每一个人都不可以不再受制于祭祀国家的约束，按照自己的良心信仰上帝。教会是耶稣基督在世俗世界的代表，其管辖权以及对于基督徒的治理，并不妨碍基督徒之平等、自由地信仰上帝，它们对于基督徒的强制，是对其心灵中的非信仰或邪教信仰之罪恶倾向的抵御，设立宗教裁判所，则是这个教义的极端化表现。
历史的实践证明，美国二百年来政教关系一直能够健康地发展而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其关键也正在于这个修正案所包含的两个原则的丰富性以及内在的张力所构成的一个完整性。我们看到，从使徒到教父神学，其核心要义便是唤醒每一个孤苦伶仃的个体之心灵，指引他们舍弃此岸，追随、信奉耶稣基督，赎罪悔过，接受末世审判，在新的上帝之城，重建崭新的生活。
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社会冲突，乃至战争，有很多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出现问题而引起的，无论是国内战争和国际战争，政教关系都是其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些虽然都不同于现代政治中所谓的成文宪法，但它们所起到的作用，却是类似现代政治的宪法，政治赋权和规范权力，并且保护个人的权利。
当然，说到这里，已经大大超出了宪法学的范畴，关于何为精神生活，以及所谓心灵的终极关注等等，属于宗教学乃至神学的问题。〔11〕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祭祀或古典宗教完全消失了，由于基于人性诉求，古典的信仰世界不可能彻底被国家权力消灭掉，而是从早先的祭祀活动中分化出两种宪法或法律，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非常经典地将它们表述为白日的法律与黑夜的法律，前者属于人世间的基于国家权力而形成的法律，后者则是来自祭祀传统的属于信仰的法律。
